参考来源:《邱清泉传》《淮海战役亲历记》及相关历史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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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12月的上海，冬日温暖的阳光透过老旧里弄的窗户，洒落在一张泛着黄光的信纸上。
邱国渭坐在小方桌前，手中捏着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件，信封上贴着美国邮票，邮戳显示日期为1978年11月15日。
信纸边角的磨损清晰可见，显然被他反复阅读。写信的那位，是他父亲曾经的部下，现在已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余年。
信中提及若有机会，愿意协助办理出国手续。这封信在抽屉里已静静放置了一个多月，每当他翻出这封信，心中总会陷入漫长的思索。
窗外传来孩子们的嬉戏声，邻居家飘来的菜香混合着自行车铃声，构成了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三十年的记忆。
妻子在一旁洗衣，不时抬头凝视他。五个孩子陆续从外面返回，涌入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，虽显拥挤，却充满温暖。
邱国渭小心翼翼地将信折好，重新放回抽屉的深处，心底多年的念头再次涌现，这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。
【1】将军遗孤的风雨人生
1949年1月10日，淮海战役步入决战期，陈官庄一带的枪声此起彼伏。
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在这一战役中自杀，终年四十四岁。
当消息抵达上海时，已是1月中旬，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邱国渭整整三天未能合眼，只是在宿舍的床上呆坐。
父亲的死讯来得突然，却又让人心中有种莫名的预感。自1948年秋季起，战局瞬息万变，邱国渭已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危险。
邱清泉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学生，1925年毕业后曾赴德国深造，研究装甲兵战术。
回国后历任团长、师长、军长，参与过多场重要的抗战战役。
1948年，他被任命为第二兵团司令，指挥着五个军的精锐部队。然而在淮海战役中，他麾下部队被包围于陈官庄，最终全军覆没。
邱国渭作为邱清泉的长子，1927年出生于南京。少年时他随父亲辗转各地，生活经历丰富，曾在南京、武汉和重庆等地成长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全家迁至上海，邱国渭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。那时，正值青春年少，他热爱读书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
父亲去世后，让邱国渭面临艰难的选择。许多国民党将领的家属纷纷南逃或赴台，身边的人也劝他尽快离去。
然而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他选择留下。
这一决定的背后，除了对母亲的责任、对尚在求学的弟弟妹妹的牵挂，更有一份对故土的深厚情感。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邱国渭的大学生活由此戛然而止，学籍档案被封存。
6月初，他接到通知，要求前往街道办事处登记家庭情况，这是他第一次填写那种详细的履历表，父亲的名字、职务及在国民党军队的经历都要如实填写。从那一刻起，他明白，这个身份将伴随他很长时间。
1950年3月，邱国渭被分配到上海第三机械厂。这里的工厂以生产机械零件为主，位于市区之外。
他在车间做学徒工，跟随一位姓王的老师傅学习钳工技术。这个转变对邱国渭而言是巨大的。
车间里，机器轰鸣，油污满地，夏日酷热难耐，冬天则是刺骨寒风。但他没有怨言，默默地学习着每一项新技能。
学徒期的工资微薄，每月不过十八元。扣去伙食和宿舍费用，剩余的钱勉强维持生活所需。
邱国渭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，屋子狭小，八人共用，一个上下铺，空间十分有限。
夜深人静时，他常想起大学时的日子、未完成的学业，还有父亲生前的期望，辗转难眠。
1952年，邱国渭正式成为工人，工资上涨到三十二元。经过两年的学习，他的技术渐趋娴熟，能独立完成一些复杂的加工任务。
王师傅对他的评价甚高，常在车间会议上表扬他的勤奋与钻研。
尽管如此，邱国渭内心明晰，无论工作表现如何，因家庭背景而获得的晋升机会始终微乎其微。
1953年6月，邱国渭结婚，妻子李秀英同样是工厂的工人，二人通过厂里的联谊活动相识。
婚礼简单，租了个小屋，买了几件家具，和几位同事聚餐，却没有华丽的婚纱或戒指。
无论是否丰盛，年轻夫妻对未来却满怀期待。
婚后不久，李秀英怀孕了，1954年3月，长子邱明华降生。作为初为人父，邱国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任。
他暗自发誓，一定要让孩子过上好日子，不重蹈自己父亲的苦。
可生活并未因新生命的降临而变得简单。邱国渭的月薪仅三十二元，李秀英产假期间仅有十多元的底薪，三人生活捉襟见肘。
为了节省开支，他们尽量买最便宜的菜，穿着最旧的衣物，连理发都相互操刀。
孩子的尿布是用旧床单裁剪而成，奶瓶则是向邻居借来的。
1955年至1962年间，李秀英又先后生下四个孩子，邱家逐渐壮大。五个孩子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内，邱国渭与妻子共用一张床，而孩子们则打地铺，拥挤在一起。
夏天，蚊虫肆虐，孩子们身上到处是包；冬天，寒风凛冽，得盖好几床被子才抵御得住。
养活五个孩子极其艰辛。虽然邱国渭的工资涨至四十二元，但五口之家的生活依然艰难。
每月开销需精打细算，买菜时挑最便宜的，抢购接近过期的肉，衣物大多去旧货市场淘来。
孩子们的衣服在老大穿过后，依次传给老二、老三，直到老五。
1958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，是邱家最为苦涩的岁月。粮食配给减少，副食供给紧张，全家常常吃不饱。
邱国渭与李秀英将仅存的口粮尽量留给孩子，自己则常常饮稀粥、啃野菜。那段时间，邱国渭的体重骤降，原本结实的身体变得干瘦，脸色也愈显苍白。
李秀英因缺乏营养，奶水渐少，最小的女儿几乎没有存活下来。
1960年春，老二邱明伟生了一场重病，持续高烧。邱国渭四处奔波，却找不到合适的医院。
最终，在工厂的帮助下，他们才在职工医院找到床位。邱明伟住院半月，花去了家庭一个月的收入。
为凑医药费，邱国渭变卖家中仅存的值钱物品——手表、钢笔和几床被子。
康复后，邱明伟需要补充营养，但当时哪里有什么营养品？李秀英每天省下自己的口粮，熬稀粥喂给孩子。
邱国渭则在下班后去河里捞螺蛳、挖野菜，尽力为孩子添补营养。
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，五个孩子逐渐成长。
他们自小懂事，心知家中困难，从不奢求。老大邱明华十岁就开始照顾弟弟妹妹，放学后还需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。
而老二、老三则在学校中努力学习，争取奖励，邻里都称赞邱家的孩子教育得好，懂礼貌，勤奋肯干。
【2】弄堂中的年华
1963年，工厂分给邱国渭一套房子，位于石门二路的小弄堂里。这是一栋老式两层建筑，邱家住在一楼，居住面积约二十平米。
虽空间依然狭小，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处，不必再挤在临时工棚里了。
搬入新家那天，全家人都兴奋不已。李秀英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邱国渭从旧货市场置办了几件家具，孩子们帮着搬运与整理。
虽然家具陈旧，经过精心布置，小屋仍显得格外温馨。
邱国渭在墙上钉了木板用于储物，李秀英缝制窗帘，孩子们也在墙壁上贴了画报，增添生活气息。
这条弄堂里住着二十户左右，都是附近工厂的职员。弄堂狭窄，两边是老旧房屋，墙面水泥斑驳，露出红砖。
弄堂口有公用水龙头，居民每天早晚排队打水。卫生间则设置在弄堂深处，由多户人家共同使用。
邱国渭一家很快融入这个小社区。邻居们知道邱国渭是个老实人，话少但做事认真。
李秀英则是一位热心肠的女士，乐于助人，无论哪家有困难，她总是愿意出手相助。孩子们也与弄堂里的朋友打成了一片，放学后常在弄堂里玩耍。
生活在弄堂显得拥挤而热闹。每天清晨五点，弄堂就开始热闹起来。有人倒马桶，有人做早饭，有人在水龙头旁刷牙洗脸。
到了六点，场面更加喧嚣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自行车铃声与交谈声交织，形成独特的晨间交响曲。
邱国渭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，简单洗漱后，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前往工厂。
从家到工厂有七八公里的路，骑车需四十分钟。冬日的早晨格外寒冷，北风嗖嗖，邱国渭裹着旧棉袄，低头骑行。
而夏天则热得令人窒息，未等阳光升起，他在车上已是满身汗水。
工厂的工作非常辛苦。邱国渭在钳工车间，主要负责加工各种机械零件。车床、铣床的轰鸣声日复一日不绝于耳，车间弥漫着机油的气味。
夏日的车间犹如蒸笼，温度超过四十度，工人们光着膀子工作，汗水浸透了工作服。
冬天则虽有暖气，靠近窗边依旧寒冷，手指冻得僵硬，操作机器时格外小心。
他在此岗位一干便是二十年，从学徒到三级工，再到五级工，技术愈加熟练，但职位始终没有变化。
车间里许多比他晚入职的人，已有升为班组长、工段长的机会，唯独他仍是一名普通工人。每次评优、提拔，常常被忽略；每次分房子、发奖金，邱国渭总是靠后。
他心知原因，却从不抱怨。他始终努力地工作，对每一个零件的加工精益求精，从不出次品。
车间主任曾私下告诉他，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家庭背景，以他的技术水平，早已该当师傅带徒弟了。邱国渭只是淡淡一笑，继续专注手中的工作。
下班后，邱国渭要帮李秀英做家务。李秀英在织布厂工作，每天也相当辛苦，下班后还要操心做饭、洗衣和照顾孩子。
邱国渭尽量分担更多，无论是生煤炉、劈柴、挑水，还是修理家具，样样都不怕。
晚饭过后，他还要辅导孩子们的功课，检查他们的作业。
五个孩子逐渐长大，教育成为全家头等大事。尽管邱国渭没能完成学业，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。
他省吃俭用，把省下来的钱全部投入孩子教育中。书本、文具、学费，这些开销在那时是一笔不菲的负担。
老大邱明华的学习成绩优异，屡次获评“三好学生”。1968年初中毕业时，他完全可以考取重点高中，但因家庭背景，在政审时却被卡住。
最终，他只能进了一所普通中学，毕业后成为工厂一名普通工人。这一经历对邱明华打击极大，同样也让邱国渭心中不平。
老二与老三的情况类似，他们虽在学校中努力学习，但每逢升学与工作安排，总是受到种种阻碍。
邱国渭目睹这一切，心痛不已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安慰孩子们，要他们不气馁，继续奋斗。
1966年起，时局发生巨大变化。邱国渭因父亲的身份，成了当时重点监控的对象。
工厂组织了专项学习班，他则频频被要求交代父亲的历史，以及自己的思想动态。每次学习会上，他都埋首低头，听着众人的批评。
那段日子，邱国渭格外艰难。白日里遭批斗，夜晚回到家又要撰写检查材料。李秀英看着丈夫日渐憔悴，心中焦急却无能为力。
孩子们在学校也受到排挤，时常被同学嘲笑或欺负。全家人小心翼翼地生活，唯恐一失足便惹来更大麻烦。
某一天，工厂的红卫兵闯入邱家，四处翻找所谓的“证据”。
那些年来积累的物品，值钱的都被掠走，书籍被当作“四旧”焚毁，就连孩子们的课本也未能幸免。李秀英抱着最小的女儿，恐惧得颤抖。
邱国渭面无表情地静静站着，任由他们搜查。
抄家后，生活愈发艰难，生活用品被洗劫一空，家庭陷入困境。
邱国渭的工资被削减到每月只剩二十多元，家庭的生活全靠李秀英的收入，常常吃不饱。
在那个阶段，他学会了沉默。在工厂，他宁愿默默工作，再不主动与人交谈；在家，坐在角落独自抽烟，卷烟的烟雾在昏暗的灯息下缭绕。孩子们看到父亲这般模样，感到不知所措，只能默默看着。
李秀英却是这个家中最坚韧的人。无论艰难，她始终没有放弃。每天早出晚归，辛勤工作以养家。下班后除了忙碌照顾老人和孩子，家务繁杂，也从未叫苦。
她的手因长年劳累而粗糙，脸上的皱纹愈加明显，然而从未发声抱怨，总是默默承受一切。
尽管知晓邱国渭的家庭背景，邻居们对邱家仍算友善。许多邻居都认为他本性善良，不会做坏事。
张阿姨炖的鸡汤便送来一碗；李师傅捕鱼归来时，时常送几条小鱼；王奶奶做了粽子，也不忘给邱家的孩子们分几只。
这些来自邻里的关怀，在艰难的时光中，无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宝贵的温暖。
1970年代初，工厂经营不善，工资时常拖欠，一度一个月只能发半数，剩余部分要等上两三个月才补发。
这段时间，邱家的生活愈发艰辛。李秀英不得不四处借钱，勉强维持日常开销；邱国渭也则尝试寻求额外收入，下班时捡废品，周末修自行车，能赚一分是算一分。
可即便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，邱国渭始终未曾放弃孩子们的教育。他告诉孩子们，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只要认真读书，未来定能迎来光明。
在他的坚持下，五个孩子都完成了基础教育，并尽管未能升入大学，但均学到了过硬的技能。
1972年，长子邱明华顺利客在一家机械厂当钳工，跟随父亲从事着同样的工作。1974年，老二邱明伟进了一家化工厂。
老三、老四也很快顺利入职，而最小的邱明珠则依旧在上学，她是家中的小宝贝。
随着孩子们陆续工作，家中经济状况稍有好转。虽然每个人的薪资都不高，但加起来家里总算轻松了些。
李秀英终于能够偶尔购买点肉，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。孩子们也十分懂事，都会把自己的工资减轻家用的重负。
1976年起，社会气氛缓慢转变，工厂里的批判会骤减，街坊邻居的笑容也渐渐多了。
邱国渭的境遇逐渐改善，少了频繁的学习班，亦不再要求写检查材料。工资恢复正常，能领取五十多元。
但他明白，这种身份的负担并未彻底解除。在工厂中，他仍然是被重点监管的对象，社会上，依旧背负着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子女身份。
这份身份不仅影响他自己，也影响着孩子们。老大邱明华已二十八岁，适婚年纪却因家庭背景难以找到合适对象。
老二、老三也面临类似境遇，许多姑娘得知他们的家庭背景后，纷纷摇头拒绝。
【3】时代转折前的探索
1978年春季，上海的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一些新消息，人们纷纷讨论时局变化，酝酿着可能出台的新政策。
在工厂的休息时光中，邱国渭听着工友们的议论，虽不多言语，只静静倾听。
5月，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，引起了广泛反响。
因此，工厂也组织学习讨论，邱国渭在一旁静坐，听着车间主任宣读那些内容，虽不全然明白，却能感受到一丝酝酿中的变革。
7月，邱国渭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。信封贴着美国邮票，邮戳显示日期为1978年6月20日，这是他三十年内首次收到美国来的信。
来信者是父亲的副官张汉卿，信中交代了他在美国的生活状况，表达如有需要愿意提供帮助。
信看了好几遍后，邱国渭小心翼翼将其锁入抽屉，未立即回信，也未将此事告知任何人，包括妻子。他需要时间思考，这封信带来的意义，及自己该如何应对。
8月，老二邱明伟交了一个女友，二人感情融洽，正筹备结婚，但女方家长因听闻邱家的背景，坚决反对此次结合。
女方父亲为老干部，认为邱家的成分不良，担忧会影响女儿未来。尽管女孩对邱明伟情有独钟，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分手。
这事让邱国渭心中愈加不安，看到儿子因自己而失去幸福，无法自愧与无奈充斥内心，那一夜他特意在弄堂口沉思，抽了整整一包烟。
烟头在黑夜中一明一暗，映射他布满皱纹的脸庞。他想起父亲，还想起过去三十年人生的曲折，以及那封来自美国的信件。
9月，邱国渭开始探询出国的相关事宜，向工厂曾办理过探亲的人士请教流程与要求。
那位同事告知，出国手续不易，需办理复杂的文件，且背景审查非常严格。此言使邱国渭心中感到愈加忐忑。
10月，他给张汉卿写了回信。信中简洁有力，简单介绍当前家庭情况，感谢其关心，并询问美国的具体情况。
写信时，邱国渭的手微微颤抖。他深知，这封信寄出意味着某种决定的开始。
11月，来自张汉卿的回信送达，文中详细描述了美国的生活状况，及华人在美就业的相关情况。
张汉卿直接表示，若邱国渭有意出国，他愿意给予必要的支持，包括办理邀请函、安排住所和介绍工作。
信的最后，他写道，国内局势在变化，未来或有更多出国机会，建议邱国渭好好考虑。
这封信仿佛投进了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，激起了邱国渭心中层层涟漪。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一可能性。
选择去美国，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？对家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？这些问题在他心中不断盘旋，让他夜不能寐。
12月中旬，一次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会议中做出了系列深远的决策。消息传至上海，城市上空皆被一种欢乐与期待所包围。
工厂亦举行了大会，传达会议精神。邱国渭坐在众人中，聆听台上慷慨激昂的言辞，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感受。
那感觉难以形容，他知道，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。
会后他骑车回家，沿途看到街头的人们热烈地讨论会议内容，商店门口新贴的标语，学校里孩子们的笑声，整个城市似乎焕发着新生。
在人群中穿行，邱国渭感受到自己也被这股气氛所感染。
晚上，他叫全家人聚在一起，第一次正式提出去美国的计划。五个孩子皆被此消息震惊，他们从未想到如此可能。
老大邱明华是第一个表示赞成的，他认为这可以考虑，因为在国内显然缺乏希望。
老二邱明伟因刚失恋，对出国也表现出支持。
老三、老四则有所犹豫，因对美国的认知甚少，不知去后能如何。
最小的邱明珠对未来没有明确想法，仅表示愿意随父母而行。
李秀英听了丈夫的计划，沉默良久。她约略知晓丈夫这些年所遭的苦，也明白孩子们因家庭所受委屈。
如若出国能带来改变，她愿意支持。然心中始终惧怕，这条遥远而陌生的路，将来的生活难以概知。
邱国渭懂得妻子的忧虑，也能理解孩子们的疑惑。他没有催促众人立刻做决定，而是建议多收集信息后再做选择。
但他心中已为自己描画了一条出国的路。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年，严密的监视与严格的限制让他感到无比压抑，他期望能给孩子们一个不一样的未来。
12月底，邱国渭开始准备出国的相关事宜。他先行去街道办咨询出国手续流程，工作人员给他递上了一份材料清单。
看着那一长串的清单，邱国渭心中忐忑不安，却决意逐步跟进。
1979年1月初，邱国渭开始着手申请材料，首先需提交美国方面的邀请函，这方面可以请求张汉卿的协助。
接着要有单位的证明，说明申请者的基本情况及出国原因，还需要街道的证明，表明申请人的政治面貌及现实表现。
此外还需户口本、身份证、照片等一系列材料。
准备这些材料是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，邱国渭每日下班后便骑车往各个部门跑，递交材料、盖章、等待审批。
有时为了一个公章，他得多次往返；材料有所缺失，便需补交。那段日子，邱国渭显得瘦了一圈，白发也多了几根。
2月，张汉卿寄来了邀请函。这是张汉卿以私人名义发出的正式文件，邀请邱国渭一家前往美国探亲。拥有这份邀请函，申请程序便能正式启动。
3月，邱国渭向工厂提交了出国申请。厂长看了申请材料，表情复杂。他了解邱国渭这些年在工厂辛勤付出，顶尖的技术，若是离开工厂确实是个损失。
但他也懂得邱国渭的处境，这一决定对他而言的重要性。最终，厂长在申请表上签了字，批准了他的请求。
4月，街道办也出具了证明材料。负责的干部翻阅了邱国渭的档案，询问了许多问题。邱国渭逐一应答，态度诚恳。
那位干部最后说，您这些年表现不错，申请出国探亲也是人之常情，我会如实反映情况。
随着工厂与街道的证明到位，邱国渭将所有材料整理完毕，递交给出入境管理部门。接下来的便是漫长的等待。
他被告知，审批需要些时日，具体多久不好知晓，可能几个月，也可能更久。
在漫长的等待日子里，邱国渭继续正常上班，但心中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。
他常想，如果申请获批，那将是什么意思？而若被拒绝，又该如何面对？这些疑问在他脑海中反复浮现，让他难以安眠。
李秀英心中也跟着焦急，她常劝邱国渭不必想太多，按部就班，身体最为重要。
然而，邱国渭怎能轻言放下，这是一家命运攸关的大事，他又怎能不在意。
5月的某个午后，邱国渭在车间工作时，意外接到厂里的召唤。
他心中一紧，以为遇到麻烦。抵达办公室后，厂长递给他一份通知，告知他的出国申请已获批准。
邱国渭接过那份通知，手心顿时湿润。他盯着上面的公章与签名，似乎一时无从言语。厂长轻拍他的肩膀，祝愿他一切顺利。
邱国渭连声致谢，随即返回车间，继续工作。然而，那天下午他分心恍惚，脑中都回响着接下来该怎么做。
下班后，他骑车飞快回到家，兴奋地把此消息告知李秀英和孩子们。全家人都激动不已，这意味着他们真的有机会去美国了。
然激动之余又夹杂出不安，这是一段全新的开端，不知未来又会如何。
当天晚上，邱国渭一家围坐各自讨论着接下来要如何举措。
经过商议，他们决定采取分批出国的策略，非一次性全家出行，而先由一个孩子出去，将来再接下其他人，最终邱国渭与李秀英再去。
这个方案在看似较为稳妥，风险也相对较小，若遭遇突发状况，全家亦不至于陷入窘境。
具体而言，他们决定让老大邱明华率先出行。老大年纪最大，三十岁时具备了足够的工作与生活能力，适合独自立足美国。
未婚的老大，家庭负担轻，出行亦更加顺利。
目标明确后，邱国渭便开始为老大的出国手续做准备。这又是漫长而繁琐的过程，需要护照、签证、体检报告等多种材料。
邱国渭此前已有的经验，这次顺利许多，但仍需频繁往返多个部门，盖章改动。
6月，邱明华的护照终于办理完成。手中这本深绿色的护照，使他心境复杂。
这护照象征着他有机会前往美国，摆脱生活了三十年的故土，去追寻新生活。
不过，随之而来的，还有即将离开父母、兄弟姐妹，孤身面对陌生世界的压力。
7月，邱明华前往美国使馆申请签证。签证官询问了许多问题，包括为何要去美国，打算待多久等。
邱明华按预先准备的答案逐一作答，签证官审阅了材料，提出若干问题，最终在护照上盖章，批准了他的申请。
8月初，所有手续皆已妥当。邱国渭在工厂附近旅行社购买机票，定于8月15日由上海飞往香港，转机前往旧金山。
机票开销沉重，耗费超出一千元，相当于家里的大半年积蓄，然邱国渭却认为价值非凡。
终于来日，8月15号那天，早晨全家早早起床，打点行李，准备送老大前往机场。
邱明华的行李清简单，装有几件换洗衣物、旧皮鞋、一部英汉词典，以及家里凑集的五百元。
这笔钱，正是全家节俭度日所省下，亦是邱明华前往美国的第一笔资金。
虹桥机场位于上海西郊，自石门二路出发需要一个多小时。
邱国渭一家早早出发，经过几次公交换乘，终于到达机场。那个年代的虹桥机场尚且简陋，候机大厅宽敞不小，但已聚集不少人。
人群中，有的在送行，有的则静静等待登机，复杂的表情交织其中。
办理登机时，工作人员仔细核查邱明华的证件。护照、签证、机票每一项均需严格审查。
邱国渭站在一旁，心中紧张不已，唯愿一切顺利。所幸，所有检查皆无差错，工作人员给予了登机牌。
距登机时间还有一小时，一家人在候机大厅默默坐着，气氛略显紧绷。邱国渭欲言又止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李秀英低头，眼圈泛红，几位弟弟妹妹也纷纷沉默，最小的邱明珠已抑制不住，哭泣声回响。
登机时刻到来，广播通知即将登机的航班，邱明华起身将旧帆布包背上。邱国渭拉着儿子的手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。
李秀英抱住儿子，泪水终于倾泻而下，与众弟弟妹妹依依惜别。
邱明华经过安检门，走进候机通道，步伐渐缓，再次回头向家人挥手告别。
隔着玻璃门，邱国渭一家目送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，直至他消失于通道的尽头，仍然呆呆地矗立在原地。
飞机呼啸而起，飞向无边的天空，直至瞩目的身影消失，他才在家人催促中离开机场。
回家的途中，邱国渭一句话未提，握着车把，眼神空洞，凝视前方。
他心中明白，今天后，家中的一切都将有所改变，而这改变，才仅仅是个开始……
